您的位置:首页 > 要闻 > 正文

胡耀邦前秘书:胡耀邦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

2016-02-29 10:37:53 来源:

胡耀邦前秘书高勇出书《我给胡耀邦当秘书》,追忆胡耀邦往事

“胡耀邦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”

■ 对话人物

高勇

生于1931年。1952年4月进入团中央工作,担任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干事。1959年3月,他调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,直到1964年8月。文化大革命期间,高勇被打为反革命。其后,高勇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、教育部、团中央任职。1983年,他调任邯郸市市委副书记。1985年,他回京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,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,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。1991年,高勇离休。

近日,高勇的新书《我给胡耀邦当秘书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全书分九章,共计27万字。在这本书中,高勇回顾了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,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历史记忆。据高勇介绍,书中涉及事件多为他亲身经历。

2月26日,新京报记者专访高勇,独家揭秘这本书的幕后故事,以及他与胡耀邦交往的历史细节。

85岁的高勇穿着深蓝色西服外套,白衬衣扎在高高提起的黑色西裤里,看起来并无八旬老人常有的颓态。

高勇家中,电视上方的隔断上,顶层摆着两个印有胡耀邦头像的陶瓷纪念品,往下一层是胡耀邦的铜像。柜子右手边的墙上,挂着胡耀邦为他题写的一幅字,“孜孜不倦”。

这位个头不高的老人,谈话间率真坦诚,知无不言,颇有些开明官员的风范。在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期间,他给胡耀邦当了5年多的秘书。

那段日子里,他和胡耀邦同住在富强胡同的四合院里,日夜工作,朝夕相处。这些记忆,也在日后汇集成册。

“我这本书没有内幕消息”

新京报:你的新书《我给胡耀邦当秘书》近日出版了,这本书你写了多久?

高勇:一年半吧。1991年我离休以后,先是在一个协会工作,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儿,静不下心。从那边退下来后,写了一年,又改了半年。

新京报:书稿的材料来源是哪儿?

高勇: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被打成反革命的,被抄家时很多资料都散失了。这本书主要写的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。团中央有很多内部资料,我找了一些,力求写得准确。

新京报:胡耀邦的家人对这本书有什么评价。

高勇:这本书他们还没看到。我这本书写的事情不是很惊人的,也没有内幕消息。但是我写的时候就说,一定要真实。

“去年是纪念耀邦的最高规格”

新京报:去年胡耀邦百年诞辰,你是否参加了纪念活动?

高勇: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,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印象很深。他对胡耀邦的评价很高,还用了几个新词,夙夜在公、呕心沥血、鞠躬尽瘁、彪炳史册等等。这次对胡耀邦的纪念是最高规格,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,胡耀邦文选也出版了。

新京报:你还参加别的活动了吗?

高勇:当时他们问我去不去湖南、江西,我说不去了。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都去了。现在年龄太大了,老伴身体也不好,就不去了。

新京报:最后一次见到胡耀邦是什么样的情景?

高勇:最后是在医院,当时他在睡觉,我没和他说话。耀邦退下来之后我去看过他一次,那段时间他在思考问题,在看自己过去的文章有什么错,基本上不接见人。

新京报:当时见他感觉他有什么变化吗?

高勇:外表上没太大变化,但是不像以前那样谈笑风生了。面容看起来憔悴一些,很疲惫。

新京报:胡耀邦的骨灰没有放在八宝山,为什么?

高勇:主要是胡耀邦夫人李昭的意见,她在治丧期间曾经跟我们说,想把骨灰放在江西共青城。

新京报:共青城安放骨灰时,你是一起护送的。

高勇:当时从西郊机场出发,李昭他们和乔石(时任中纪委书记)照了个相之后就上飞机了。陪同的有温家宝(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),杨德中(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)。提前安排时有个小故事,从江西九江机场到共青城还有几十公里的路程,当时江西只有一辆红旗车,而且经常抛锚,不保险。江西省委想用一辆奔驰车运送,但我们和家属都觉得不合适。因为耀邦生前不坐进口车,只坐红旗车。如果到最后安葬的时候给他换个奔驰车,就违背了他的意愿。后来中办从湖北借了一辆红旗车送了过去。

“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”

新京报:你如何看待大家对胡耀邦的评价?

高勇:只要为群众做了好事,群众是不会忘记的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是知识界、理论界的事情。平反冤假错案让很多人受益。如果不是胡耀邦当时那么抓,是不会平反那么多人的。

为什么那么多人怀念他?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包括后来他去世时,我在他家协助接待群众吊唁,青海有一个村民自己走不动了,就派女儿到胡耀邦灵堂去磕个头。群众就是这样的感情。现在每年4月15日(胡耀邦忌日),或者耀邦的生日11月20日,我们到他家里去,经常在客厅里呆着,就突然来几个人,到他那儿磕一个头就走了。

新京报:除了他做的事情,跟他个人的情况有关系吗?

高勇:他的家庭抓不出腐败分子来,没人办什么公司。而且他这个人接触群众相当多,耀邦到哪儿就一头扎进群众里去,都是跟大家讲怎么富起来的事情。所以人们的印象都很深。他的事情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,口碑很好。

“他每天睡得比我们晚,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”

新京报: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,你做了他五年多的秘书。你们之间是如何相处的?

高勇:我们当时就住在富强胡同6号。那个四合院是三进四合院,我们住在第二进院子里。耀邦的办公室和会客厅在中间的三间房。东边的跨房是卧室和卫生间,西边的跨房是书房。我住的是院里的东厢房,刘崇文(胡耀邦的另一位秘书)在西厢房。我的老婆孩子住前院,耀邦的母亲和岳母、胡德平他们也住前院。当时德平他们都上学了。平时不在家,礼拜天回来。

我们平时都住在四合院里边的办公室。耀邦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客厅里开。我住的房间有三部电话,一步都离不开。耀邦的办公室没有电话,他不直接接电话。三部电话包括一个普通电话,一个保密电话和一个军用电话。所谓红机子就是保密电话,另外两个是黑机子。军用电话很少用到,除非部队上有人给他打电话。普通电话就多了,机关各个部门都打。保密机有专用线路,只有保密机才能拨通。

新京报:工作之外的时间,你们会一起打牌吗?

高勇:我不会打牌。他想打牌的时候会说,你把谁谁谁叫来打牌。打牌也是几伙人,都不一样。我曾经跟他一起去顺义、密云等远郊区打兔子,晚上开个吉普车去打兔子,冻得不得了。耀邦坐在副驾驶座位上,拿个猎枪。汽车灯一照,兔子傻了,站那儿不动,他瞄准了就打。

生活上一般我们不在一起吃饭,耀邦吃饭一般都是警卫员李汉平给他端到办公室去,不跟其他人一起吃。他吃饭很快,不管别人。包括请客的时候,他吃完就走了。

新京报:他工作上有什么特点?

高勇:每天都比我们睡得晚,都是说你们睡去吧。他不是看书就是看材料,一般都是12点之后睡觉。

“没有受到过优待,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他”

新京报: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之后,你们保持什么样的交往?

高勇:我们经常晚上7点以后去中南海勤政殿看他,和他聊上几句。他愿意跟老熟人谈话,会让大家反映社会上有什么情况。我们没想过沾他什么光,因为他自己很讨厌这个东西。

新京报:作为他的秘书,你是否得到过优待?

高勇:没有。我自己的事儿从来不找耀邦。我父亲也是老八路,后来从部队转业。我父亲从大跃进开始受批,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反革命,牙都被打掉了。耀邦去世以后,李昭才知道我这个情况,她说你爸爸在那挨整那么多年,你怎么不跟耀邦说一下?我说我自己家的事儿,不好跟他说。

“胡耀邦诞辰百年, 我看书稿三百多万字”

新京报:你现在和胡耀邦家人保持着什么样的联系?

高勇:现在去的也少了。李恒(胡耀邦的女儿)有时给我打个电话,我们俩保持联系。李昭已经94岁多了,身体还可以,但是思维不行,不大认识人了。以前会想半天说你是老高吧,现在不行了,连我都不认识了。

新京报:作为胡耀邦身边的秘书,你和其他类似身份的老人联系多吗?

高勇:耀邦身边有几个秘书还在世。我们几个也见不着面,都走不动了。遇上耀邦去世或生日的日子,会约一下去看看。

新京报:平时都忙些什么?

高勇:这两年主要是忙耀邦一百周年诞辰的事情,光看书稿就看了三百多万字。比如我刚才说的,胡耀邦文选的编辑工作。

新京报:你现在的生活和胡耀邦依然相关。

高勇:是的,这两年特别忙,还接受了一些采访。有找我要相关材料的,有让我提供老照片的,还有人写相关文章给我看的,这些挺多的。

新京报:你现在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?

高勇:我现在不看新闻,只看天气预报。每天上午买菜做饭,下午在电脑上看看邮件,晚上一般看戏,看完天气预报就开始看戏。

摄影/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北京报道

相关阅读

特别推荐